突破代议民主框框的政治参与，对现有经济、社会、政治秩序构成巨大挑战，引起保守思想家们的忧虑、甚至恐慌。他们都以为，在常规政治之外，各个社会群体的“非常规”政治活动（即选举投票以外的活动）对政府提出了“过多”的要求，导致政府管的事慢慢的变多，政府财政不堪重负。更严重的是，这些“非常规”政治活动严重削弱了政府的权威，人们对政治领袖与政治体制的信任度急剧下滑。保守派在学界的代表人物塞缪尔·亨廷顿（1927-2008）于197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用“民主瘟疫”来形容当时的局面，他确信，“60年代体现出来的民主活力给70年代的民主提出了统治能力（governability）的问题”。 同一年，亨廷顿与一位欧洲学者、一位日本学者代表美、欧、日三边委员会提供了一份报告，题为《民主在危机中》。报告第一段话为西式民主描绘了一个近乎四面楚歌的图景。虽然报告声称对“民主制度”仍有信心，但它所说的“民主制度”有特定的含义。亨廷顿驳斥“治疗民主罪恶的唯一处方是更多的民主”之说，他坚信在当时情况下，用这个处方只会火上浇油，造成更糟糕的局面。在他看来，当时很多问题的根源是“过度民主”；其处方只能是用两种策略对民主进行限制：一是很多问题不必政府管、不必用民主的方式处理；二是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需要某些特定的程度的政治冷淡、需要一些人与一些社会集团不参与政治。如果实在做不到第二点，他希望所有社会集团都能自我约束；显然，这无异于缘木求鱼。

  很快，随着撒切尔夫人于1979年担任英国首相、里根于1980年赢得美国大选，一场新自由主义风暴席卷全球。打着“私有化”与“自由市场”的旗号，新自由主义实行的就是亨廷顿推荐的第一种策略：“让国家缩水”。这实际上就等于“把民主私有化”，“让民主缩水”，“消解人民”，“民主的终结”。亨廷顿推荐的第二种策略无法大张旗鼓地推行；作为替代，欧美各国（尤其是美、英两国）采取了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：向全球推销西式民主（亦即代议民主），其潜台词是告诉本国人民：你们拥有的政治制度就是丘吉尔所说的“唯一的、最不坏的选择”。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，创立于1941年、预算大多数来源于美国政府的“自由之家”开始变得空前活跃起来；1983年，美国政府又新设了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。这一策略至少在短期内产生了效果。从图1我们大家可以看到，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整个80年代，关注“直接民主”的人减少了，对“参与民主”的讨论没有再增温。

  在那个年代，撒切尔夫人有一句口头禅：你别无选择（There Is No Alternative）。据有人统计，她在讲线多遍，以至于有人给撒切尔起了个绰号，就叫TINA。她所谓“别无选择”是指，除了经济上的私有制、自由市场，政治上的代议民主，世界已别无选择。

  1989年初夏，美国国务院日裔官员福山把撒切尔“别无选择”的说法上升到了历史哲学层面，发表了一篇题为“历史的终结”的论文。在这篇名噪一时的论文中，福山说：“20世纪开始时，西方对自由民主的最终胜利充满了自信；到20世纪接近尾声时，似乎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原点。结局不是像某些人曾预料的那样，出现了‘意识形态的终结’或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趋同，而是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完完全全的胜利”。在福山看来，人世间已不再有关于“大问题”（例如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）的斗争与冲突；人类社会已抵达意识形态演化的尽头，西式自由民主制度已无可争议地变成各国独一无二的选择。此后人类面临的唯一问题是实施这一制度的技术细节。在文章的结尾，福山几乎难以掩饰自己的得意，但却故意流露出一丝胜利者不再有对手的失落感。据他说，历史终结以后的世界将会变得很无聊：不再有艺术与哲学；只有在博物馆里才能看到它们的痕迹。

  福山的文章发表后不久，苏东前社会主义国家纷纷易帜，发展中国家也纷纷踏上了“民主化”的道路。一时间，“民主化”成为西方社会科学研究的显学，历史似乎真的走到了尽头：虽然代议民主不能尽如人意，但它仿佛已是人类的唯一选择。

  首先，全球的“民主化”障碍重重。“民主化”开始仅仅几年后，就有一批国家遭遇了“民主崩溃”（democratic breakdown）或“民主逆转”（democraticreversals）。剩下的转型国家虽然每隔几年就会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竞选，但选举的过程与结果让西方怎么看怎么别扭，出现了一大批非驴非马的“民主制”。于是，西方学者不得不煞费苦心为这些“民主制”加上前缀修饰词，如“非自由民主”（illiberal democracy）、“有限民主”（limited democracy）、“受限民主”（restricteddemocracy）、“受控民主”（controlled democracy）、“威权民主”（authoritarian democracy）、“新世袭民主”（neo-patrimonialdemocracy）、“军人主导的民主”（military-dominated democracy）、“半民主”（semi-democracy）、“低质民主”（low-quality democracy）、“伪民主”（pseudo-democracy）等等，不一而足。后来发生的几场“”不仅没有挽救“民主转型”的颓势，反倒加剧了人们对“民主转型”的疑虑。近年来，这种失望已扩散至大众媒体。《经济学人》2014年3月的专辑“民主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”引起了全球媒体的广泛注意。到2015年，以推动全球民主化为己任的美国《民主研究》（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官方刊物）推出了一组7篇特邀文章，标题是“民主衰退了”？虽然标题中故弄玄虚地带了一个问号，但这家刊物的两位共同主编都承认，全球民主确已陷入低潮。

  在全球“民主化”踯躅不前的同时，西方自身的代议民主制度也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。这表现在四个层面。

  第一，代议民主实际上不是“民主”而是“选主”。代议民主不再是人民当家作主，而是由人民选出精英来为自己做主。我在2008年出版的《民主四讲》一书中把代议民主称作“选主”。

  第二，代议民主选出来的“主”不是全体人民选出的，不是“民有”（of the people），而是小部分选民选出的。 在35个经济合作发展组织（OECD）成员国中，投票率最低的为38.6%，最高的为87.2%；投票率最高的5个国家中，3个实行强制投票；在35国中，美国的投票率排在第31位，低于60%。这里的投票率是全国性关键选举的投票率；别的类型选举的投票率一般要低得多。可以说，代议民主制下选出的“主”几乎没人能得到超过半数合资格选民的支持，是少数人而不是多数人选出来的“主”（rule byrepresentatives elected by minority of the people）。

  第三，表面看来，选民手中的选票可以决定谁当选、谁落选；实际上，只有极少的人能成为候选人；选民只能在特定候选人中做选择。在代议民主制下，候选人几乎都是通过政党推举出来的。谢茨施耐德的经典著作《政党政府》开宗明义在第一段话中便说：“政党创造民主；没有政党，现代民主是不可想象的”；类似的话，还有别的不少著名政治学者重复过。他们这么说的言下之意是，选举需由政党组织；没有政党，选举没有办法进行。当政党制度运作正常时，选民要么支持台上这个党的候选人，要么支持几年前下台那几个党的候选人。选民其实没多少选择的余地；无论他们怎么选，其结果都是精英统治。麻烦的是，欧美各国政党制度的运作越来越不正常，其最明显的标志是，认同政党的人慢慢地少。1972年以前，超过七成美国人要么认同，要么认同共和党。此后，对两党都不认同的“独立人士”（independents）慢慢的变多，但依然少于两大党中至少某个党。2009年以后，美国政党政治出现重大变化：“独立人士”的比重既超过了共和党，也超过了。假如他们构成一个单独政党的话，它已是美国第一大党，占美国民众的45%左右；但在美国那种“赢者通吃”（winner-take-all）的选举制度下，这些选民支持的独立候选人当选的机会微乎其微；在某一种意义上，他们手中的选票都成了废票。同样，欧洲的政党制度也开始衰落，其表现形式是各国登记为政党党员的人数一下子就下降，各党党员占选民比重一下子就下降，使得几乎所有欧洲政党都不得不放弃继续维持大众组织的假象。政党的边缘化被不少观察者看作西式民主面临重大危机的证据之一。2013年，当代欧洲最著名的政党研究学者彼特·梅尔（1951-2011）的著作《虚无之治》，副标题是“西式民主的空洞化”。在梅尔看来，今天政党已变得无关紧要，公民实际上正在变得毫无主权可言。目前正在出现的是这样一种民主，公众在其中的地位不断被削弱。换句话说，这是不见其“民”的空头“民主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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